天山军魂(十五)
(更新日期:12/29/2020)
小说连载 作者:黄晓汉

有志男儿战天山

 

谭兵回到玉希莫勒盖的消息,同他来时一样,具有神秘和爆炸性。

“你来信不是说在警卫师吗?怎么才走几个月,就窜回来了。”

李望清在连部见到谭兵时,把谭兵捅了一拳,张开嘴哈哈笑。

“望清,我怎么就是窜回来了,哥们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谭兵到底是回北京有段时间了,脸上虽然黑,但黑得有色彩,尤其是手掌背,光光的,连手指看起来都比以前细长些。

“警卫师还行吗?”李望清问。

谭兵这回不理睬李望清了,他对送他来的那位曾接他下山的黄干事说:

“你走吧,谢谢你送我。”又从黄干事的手中接过一张黄黄的纸。

“这是伙食关系介绍信,交司务处就可以了。”黄干事说。

谭兵把那张纸放进袋里,对傻站着的李望清说:

“快帮我把行李搬到一排吧。才几个月不见,没一点眼力价了。”

李望清把谭兵的被包提着,又用另一只手提着谭兵在李望清看来漂亮得不得了的四个角包着黄铜的皮箱。

“沉重得像是装满了石头。”李望清嘟嚷。

谭兵看着李望清,俏皮地说:“用箱子装石头,我吃饱了撑的呀,你真是干什么爱什么呀!”

一排有两个战士跑来了,他们从望清的手里接过皮箱和背包,就走,谭兵连忙嘱咐其中一位兵:

“小心提皮箱,别把箱内的东西打碎了”。

兵就用双手抱起皮箱。李望清找补-句:

“箱里是什么东西呀!弄得神神秘秘的。”

谭兵把李望清拉住,认真地看了看:

“你真像边防检查站的,烦不烦呀,累不累呀!”李望清显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不就是想你,关心你吗?”谭兵推了李望清一把:

“关心我?拉倒吧,你关心的是箱子。”

谭兵和李望清到了一排。刚才搬东西的兵,用自己的脸盆给谭兵打来了水,谭兵从军用包里拿出一条毛巾,洗了脸。又把皮箱打开:

“看清楚了吧。箱里全是酒。”

李望清有些吃惊。谭兵从箱子拿出一个纸盒子包着的酒:

“这是一瓶茅台,我找我妈要的,等隧道打通时,庆贺。其余还有八瓶二锅头,哪天高兴了咱们来一瓶。”

李望清说:

“没听说你能喝酒呀!”

“哎哟,在咱们玉希莫勒盖,一个人当两个人用,两个人当毛驴子用,哪有工夫和机会喝酒啊。”谭兵说着大实话,把箱子关上。

这时,王建平坐着值班的车从隧道回到连队了。谭兵把箱子放在床下,对李望清说:

“王副团长回来了,我去见见他。”

谭兵就往连部跑去。

见到王建平,谭兵先敬礼。王建平笑言:

“不愧是北京警卫师的,脸变白了,礼也敬得挺威风。

谭兵就直直站着:

“本来昨天要到的,霍尔果斯雪崩路断过不来,我们就在车上等,冷得像猴似的。后来路通了,到了一个路边旅社,司机说困了,不开车了,提个喷灯到房间睡了。我们就在旅社窝着。早晨天没亮,有人喊,要开车了,我从打盹中醒来,赶紧上车。到了新源,还好,碰到了咱们汽车营拉油的车,我就赶到那拉堤。”
王建平说:“早一天晚一天没关系, 回来了就好。”
等了一会,余喜财也回来了。

“上次你走,我们没来得及欢送,这次重回玉希莫勒盖,总得搞个欢迎餐吧。”余喜财对谭兵说。

“你走,我们感到可惜,你回,叫失而复得,可惜也好,复得也好,都在今晚的欢迎餐中了。”

“连长,我是你的兵,又不是古董,谈不上失而复得。”谭兵说。

晚上的欢迎餐是五个菜一个汤。

谭兵把皮箱的八瓶二锅头全提来了。

余喜财说:

“王副团长,菜都齐了,你讲两句吧!”

王建平坐着,正在看倒在玻璃杯子里的锅头:

“老余,谭兵是八连的,走也八连来也八连。”大家就起哄让余喜财讲。

“我提议为八连今年牺牲的同志敬-杯酒吧。” 余喜财把酒洒在地上。

“谭兵今天回来了,请谭兵说两句话。”余喜财建议。

谭兵站起来,把手里的盏子握得紧紧的:

“我几个月之前提干时,当时八连有三个人,李望清,张作富和我谭兵。现在聚在一起,少了张作富。站在欢迎我的晚餐上,我是很难受的,张作高是我的班长,正是在得知张作富和寅大牺牲后,终于在犹豫了几个月之后,下定决心重回天山重回玉希莫勒盖。说实话,我所在的警卫师,是担负天安门在内的许多重要目标警卫的,政治待遇和影响力比较大。但是我呆了一段时间,还是觉得八连的兵与兵,兵与干部,干部与兵的情谊深厚,还是玉希莫勒盖的山和冰雪让人表现出坚韧善良与顽强。想到天山,天天想到天山,我睡不好,吃不好,我问自己怎么了,我自己回答不了,最终,我决心回天山。决心下定后,我心很静,觉也睡得挺香。今天我回来了,回来了。希望大家不要见笑谭兵,也不要怀疑谭兵回来有何企图。我谭兵就是谭兵,就是那个副班长谭兵,回来,就是离不开玉希莫勒盖,离不开八连,离不开朝夕相处的战友,我为能和大家在天山奋斗与大家共同喝一杯。”

于是大家举杯。谭兵的酒干了;会背毛主席语录的副指导员把酒也干了:李望清有那次同热合曼县长在巩乃斯喝酒的经历,拿杯的手迟迟不往嘴边放。余喜财催促:

“李望清,你是谭兵的排长,谭兵跑了,你难受:谭兵回来了,你不喝酒,什么意思嘛。

李望清把半空中的盏子放在嘴边,灌下去。王建平没等大家开口,酒也喝得干干净净了。

“谭兵这杯酒提议得好。”余喜财也把盏子里的酒干了。

二锅头的劲挺大挺猛。

“我给大家敬酒。”李望清手里拿起杯,高声道。

“这样吧,不用互相敬了。咱们均分,包括王副团长在内。”余喜财说。

“不均分,今天谭兵可能喝的最多。多了,醉了,没意思。我们八连,连续遇到一系列的事,悲壮的,艰难的,都过去了,今天我也想借谭兵回来这件喜事喝点酒。也请各位喝。不过,酒量有大小,能喝的喝,不能喝的慢喝”

“谭兵,你回来担任排长,我们两个排长共同干一杯。”李望清又次拿起“望清,你怎么搞的,我不是说了均分吗?”余喜财说。

“连长,我是想表表心意。”李望清说。

“还是先吃点吧,趁热吃。”

余喜财把盛着煮猪排的一个盘子端起来。副指导员用筷子夹。肉太重太大,筷子夹着翻了滚,连筷子也掉下去了。

“我看用手拿吧,学学哈萨克人。”

余喜财说。他突然记起上次同热合曼县长吃饭时,热合曼县长说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之类的话。

副指导员把猪排拿在手里咬着,费了半天劲才撕下一小块来。

“炊事班这东西没煮好。”他在心里说。

这时炊事班长兰祖成正好端着一盘菜走了过来。

“这是加炒的土豆丝。”

王建平让兰祖成喝。兰祖成突然脸憋得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用双手接过酒,一口闷了,呛得在墙角咳嗽好阵。

“兰祖成这么没用啊。”王建平说。

“这人苦干的命,脾气也倔,他当炊事班长镇得住。就是个人卫生差点,说了两次好多了。”余喜财说。

“一个好的炊事班长,顶半个指导员。”王建平顺口说。

“你们两位领导说话,我们都干了一杯了。”谭兵说着把冒着热气的土豆丝调到王建平这边。

“走了几个月,各位领导受累了,我谭兵有心愧之处,自罚一杯。”

谭兵把酒喝下去来,也不吃菜,就坐着不吭声。李望清用肘捅了他下,悄声说:

“心愧?说哪去了。我都忘了问你,你走后传你话的人可多了,都说你是司令的儿子。还说谭兵装的挺像,几年了,也不露一点声色。有一次在洞口, 两个兵为你的事,还争得脸红脖子粗。一个说你是司令的儿子,要不,普通话能说的那么准;一个说,司令的儿子不可能在隧道里表现的那么好。一个又说,司令的儿子也是儿子,也是毛主席的战士,也要干革命。一个又说:那可不-定, 司令的儿子捣蛋的多。两人相持不下,还在争。我一听,火了:‘你们争什么?谭兵是北京人,北京人都那个腔。他要真是司令的儿子,今后必成大事,你们两个都忘了吗?

谭兵把眼睁得老大:

“还有这事啊?”

李望清问:

“你真是司令的儿子?”

谭兵就把嘴张了,只是一个劲望了他一眼.,没吱声。望清不再问。他和谭兵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友谊。

“你们俩排长嘀咕什么?”

余喜财说着话,把谭兵的酒倒上。谭兵用手去护酒杯。余喜财说:

“倒上吧,能喝是好事。”谭兵说:

“哪能喝呀,连长。”

“吃八连的饭吃出道道来了,我王建平今年是两次来八连蹲点,拜托各位了。”王建平站了起来,把酒杯轻轻拿了起来,生怕滴了一-滴似的。大家这才注意到王建平杯里的酒堆起了一一个浅浅的弧线。

“真是好酒。”

王建平喝了三分之一。大伙也喝了三分之一。

“我怎么看大伙在拼酒呀。’

王建平说着桌上的人,看着桌上的菜。

“八连干部好酒量”。

“我敬你杯。”李望清给谭兵敬酒。

“连长不是说齐步走吗?”谭兵說。

“咱俩还是先喝了吧。”

李望清坚持要喝。谭兵经不住劝,喝干了。李望清也喝了。

一直看在眼里的余喜财这时说话了 :

“谭兵、李望清违反酒规,应该罚酒。”

李望清把酒喝下去心里烧得慌,说话也不利索:

“连长,明明你看着我给谭兵敬酒,喝之前不吭声,喝了之后你又要罚,酒规你随时制定啊。”

“望清,你别黏糊,你就说你和谭兵认不认罚吧。”余喜财较劲了。

望清用满是老茧的手拿过酒瓶,把酒倒满自己的杯,还没等余喜财说话,就把杯里的酒干了。

谭兵满上酒:

“望清,你怎么单干呢?”谭兵也把酒干了。

这时,副指导员走过来:

“连长,我跟谭兵和李望清碰杯吧,也请大家陪我们三人干一杯。”余喜财说:

“副指导员都来精神了,看来,今晚均分酒是没戏了,你们就喝吧”副指导对谭兵说:

“上海人祁春是好人。”

谭兵点点头。看来,副指导员从内心里是原谅祁春了。时间这东西可真是奇妙啊,想当初,副指导员是多么恨祁春,巴不得把他开除了,现在说他是好人,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可见副指导员的肚量。人啊,人的心啊,真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变的。

“来八连这么长时间, 一直想给大家说声谢谢。”余喜财把自己的杯子端起来。“谢谢坚守,谢谢支持,谢谢谭兵从北京带来的酒。”

酒量寒碜的余喜财超水平发挥,硬是把杯里的酒干干净净喝了。喝过之后,身子晃三晃,要歪了。

“你们连长有胆量没酒量。”王建平拍了一下余喜财的肩:

“老余,你就想到自己没醉,人醉心不能醉,撑撑,就挺过去了。”

“心里有点难受。”余喜财说。他的眼睛红的没边了。

“喝酒的,尤其像咱们这个样子喝酒的,没有不难受的。”王建平实话实说。“副团长,我们俩排长请你同我们喝杯酒。”谭兵和李望清朝王建平走过来。“谭兵有种,李望清有种,真的靠你们了。”王建平说

“下一步还要对掘进队组织细化,要把施工的组织建立在抢这个环节上。我说的抢,不是盲目的追求进度,是均衡地寻找量的积累。抢是个过程,是长期的过程。

谭兵点点头,李望清也点点头,和王建平起把酒喝得干干净净。

“老余你们都放开喝,今晚我值班。”

王建平对喝酒的人们说。看来,他的酒量大,从神色和说话的口气看,没喝酒似的。

“副团长,今晚归我值班。”副指导员说,声音结结巴巴的,已有几分醉了。“副指导员,你这样子,值什么班,还是睡去吧。”王建平说:

“喝酒吧,我去值班。晚上还想到连那看看呢。”

王建平坐下来,示意给他的杯里倒酒。

“最后杯吧!”

余喜财看看地下的酒瓶有五个空的了。

“今晚就六瓶。”

他就往各位的杯里倒酒。

“喝干了再倒。”余喜财说。

其实,桌子上,就他和副指导员的杯里酒是满的。

副指导员喝了,喝了之后身子软的像油条,撑不住要倒:

“真是醉了,真是醉了。谭兵人好,酒也好,想不到又回来了,..玉希莫勒盖,什么事都能发生,都可能发生啊。”

 

回到排里,排里几个骨干都没睡。李望清准备走,谭兵说:

“别走,望清,你是一排老排长,一班的老班长, 别走,就坐下跟我们聊聊。”李望清就坐下了:

“潘天明,你给谭排长介绍几个骨干吧。”

谭兵摆手:

“不用介绍了,副排长祝惠,我们在二排时就在一块呆过; 二班长邵东,原来就在二班嘛,同我一样是副班长; 三班长任少辉,如果没记错,是从战士直接擺上来的吧,这样,有冲劲。”

祝惠就说谭兵记忆力好。

“头疼。”

李望清对谭兵说。

“不是说你完全不喝酒吗?”送李望清出门时,谭兵说。

“酒这东西,当兵的一点也不会喝,恐怕也不是个事。还有,能喝也不算优点。玉希莫勒盖会抽烟的人也不少。”

“可不是嘛,当兵这职业注定与酒有缘。到底怎么有缘,我也说不清楚。你看王副团长,喝了那么多酒,没喝一样。还有连长,说不能喝,一喝脸就红,真正喝了,脸是红,但是没事。副指导员呢?量少点,但也不含糊。至于抽烟,冰达坂这个天,像他妈的死了他娘似的,成天阴沉潮湿,搞得人天天想发脾气,可又让你发不出来,这就是烦。烦了,不就学着抽烟吗?"李望清说。“说实话, 我都快抽熟了。即便不抽,恐怕也会被熏熟。你回北京一段了,那里怎么样?”

李望清说,站在门前不走了。

“少点,比这里少多了。”谭兵说。

“人家的情况真是同这里两个样。就说出操、就寝、着装这些部队最基本的东西,规规矩矩的,执行的就是条例上的杠杠,没什么好说的,丁是丁,卯是卯,一目了然。我们这里呢?出操,很难统在一个时间:就寝,是你睡他起:着装,几乎四季冬装,管理起来难。”

谭兵又随李望清走了起来,边走边说:

“我走了几个月, 想到隧道看看。你干脆领我现在去看看。”

李望清酒已醒了一半:

“你一路辛苦了,还是明天上洞里去。”

谭兵站着,望着天空中隧道口射出的一团光亮:

“你要是不困,就跟我一块去隧道:要是困,我就让潘天明领我去。我看了一下工作计划表,明天上午是我排的班。”

李望清走进宿舍,拿出两个安全帽:

“走吧。”

送王建平的班车没有回来,他俩就从冰槽里走。

“你在警卫师几个月,军务参谋当得不错吧?”李望清问。“有什么错不错的,一报到,我就想回来了。真的在天山惯了,真的天山的事让人刻骨铭心。离开天山,失落得很,孤独得很。”谭兵说。

“那么大个北京,还孤寂呀,甭瞎扯了。”李望清说。

“又不像我,在农村长大,当兵前火车都没坐过,大地方是你这个层次人混的地。”

“你怎么了,望清?我谭兵以前是你属下的一个兵,现在也仅仅是个小排长,你怎么就同我过不去,我有层次是个什么层次呀?”谭兵脚踩滑,差点摔倒在冰槽里。

“你甭看就离开北京几年,无论是身体还是观念,包括生活习惯真发生了质的变化。刚回去在家呆了几天,几个要好的同学知道了,专门从知青下乡的地方赶回来,见我黑的像从煤窑出来的。都说你被派往非洲了吗?弄得这个惨样,不像我们心中的高大形象了啊。看了我的手,老茧不说还裂着一排又一排不规则的口子,硬说我这是在哪个特种部队里造的。我说我当的是特种兵,任务可是干粗活的,像我这年纪,这文化,只能是一个干粗活的。他们眼睛睁得眼皮都眨不下来,冷冷的笑:你谭兵干粗活,要我们知青干啥,要全国那么多农民干啥?我解释没人听。谁都不相信我谭兵提着风枪打隧道,玩的尽是力气话。最后他们干脆说:不管你是干嘛的,哥们好嘛,混了个四个兜,混的不错嘛。只有我的比我爸爸小二十的母亲拉住我的手,一边擦药膏一边对父亲说, 你就把孩子放那么远的地方,你看看都成什么样了,手都要废了,今后还弹什么钢琴?老爸像是没听见也没看见,接着干他的事。母亲急的抓住我往老爸身边推。我说,好了好了,比刚当兵时,我长了九公分,重了十公斤。母亲又笑了。你还真是长大了长壮了,推不动了。还说,他们医院那些兵,男的女的养成小白脸,小胖子,连大白馒头也吃不了一个。我就说,我从新兵连来到隧道,尽管馒头欠火候,结实得像小砖头似的,有天我一餐吃了小半盆。母亲说:兵明天要去卫戍区报到,你是不是让秘书给打个招呼?老爸还是不吐一言。当我和母亲要走出他的房间时,他几步走出来,脚步把木地板踩得咚咚响,用低沉的如同闷雷的声音说:“有你这双手,一辈子不愁饭吃了。”母亲瞪了老爸一眼:‘老头,你的话太冷酷,太不近人情。’但是我还是听懂了爸爸的话。”

李望清像是听故事。

谭兵接着说:

“到了师机关,我做见习参谋,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不知道到底做什么。下了班,住在单身宿舍,屁事没有。想到玉希莫勒盖,想到八连,当然也想到你,还有那两只像示威般天天早晨在连队附近转的狼,还有夜里的狼嚎声以及我们仅仅抓住一次的那两只肥肥的早獭。我就想,我人在北京,心真的在玉希莫勒盖,冰达坂有我的魂。后来,得知寅大没了,张作富没了,那个广东人黎兵截了肢。我再也在家呆不下去。在经历了两个彻夜思考之后,我终于在星期六晚上,请假回家找了老爸,谈了回天山的想法。老爸问了一句:‘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真想好了,你现在可是个军官。’我就说:是深思之后的决定。’老爸说: 做准备吧。’第二天,秘书把票给了我,我跑回警卫师,把该办的事办了,当天坐火车就往玉希莫勒盖赶。”“谭兵,你在我们心目中,成天沉默寡言,即使说话也是点石成金。没想到你骨子里还真有我们168团兵的那股军劲。好样的,好样的。”李望清高兴地醒酒了。“你妈呢?”

“你就甭说我那小妈了。她栓不住我,只有让我走。”谭兵说。

李望清被谭兵的话逗乐了:

“你怎么说你妈是小妈呢?哪有这么说的,不是醉话吧?”

“这是我学我们隔壁阿姨的话,她说我妈年轻,像是我的姐,要是妈也只能喊小妈哩。”谭兵解释。

“真是好了,你回来真是好了。”李望清说。

“谭兵,你知道,我是个干事的,看到我们隧道掘进不如一连好,心里急的火烧火燎的。后来,肖连长降职了,我偷偷的哭了好几回。再后来,张作富、寅大设了,你又悄没声的回北京了,真是让我心里憋得难受。我就想,难道我们八连就这么在玉希莫勒盖一直让团里着急吗? 我就把排里的骨干组织起来,拧着劲,扭成一股绳干,再累,累趴下了,大不了就是躺着睡吧。大家说我们是铁军,我是铁人。我挺自豪,我就想我要比现在干得更好,要对得起培养我的肖连长,要对得起提拔我当干部的左团长。像我这个家穷得连妹妹都给过人家农村来的兵,只有干才安神,只有干才对得起培养我的八连。”

谭兵听着李望清讲,心里阵激动:

“望清,咱两个排捆起来,互相挑战吧。”

“那就一言为定。” 李望清激动地停止脚步,要和谭兵握手。

谭兵和李望清又往前赶。这时,从山头上传来了“呜呜”的狼嚎声。

“这些狼,四季不断的嚎,其实是维护领地的意识在起作用。”谭兵的语气好镇定。

“你呀,真是精力旺盛,居然还在研究狼。”李望清的步子快了。

“象因齿而亡,蚌因珠而殁。作为常人,知识面宽点用处多着哩。”谭兵说:“其实,狼是群体动物,每个群体中有只狼王, 它是特定时期内地位最高的, 也是最强悍的。我据此分析,刚才嚎叫的那个声低的具有震慑力的就是狼王的声音。”谭兵说的兴致盎然。“可惜,我们的雪豹没了。那是只特仁义的狗,从来不咬穿军装的。”

“别谈雪豹了,让人伤心。”

天空又飘起了雪花,转眼间,地上深色一点的冰面铺了一层白。

“谭兵,说是说,干是干,随着来玉希莫勒盖的时间越来越长,官兵的情绪真的不同以往哩,我感到兵还真是比以前难带了。”李望清说出工作的难处:

“比如隧道掘进,包括支撑的,被复的,只能用老兵。一来,老兵有经验,二来老兵经历过生活的磨练,无论水平还是意志都达到了定水准。 但是,这些老兵中还是有些具体事情没解决。有的当了七八年兵,还是个团员:有的二十七八了,还没对象;有的在部队干了这么多年,落了一身病,这都是正常现象,但又隐藏着危机。如果不把这些人的精神调到最佳状态,战斗力还真的出不来。”

李望清显然是对排里的兵过了筛子,说出的观点,有针对性。

谭兵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你我都是从义务兵走过来的,说实话,刚当兵时流行一句话:第一年要入团,第二年好好干,第三四年入党再提干。可我们在连队三年了,二百多个人,每年好几十个新兵,退伍时的共产党员占退伍人数不到百分之十,提干,更是风毛麟角。别看兵们就是那么一-站一大排,其实都是人中的精英。几百个兵个连队, 他们研究的就是连里不到十个干部,说实在的,兵来自四海八方,心眼也就多种多样。要把兵的兴奋点集中在主要工作上,不是不可能,确实要花功夫。”谭兵可能喝了酒,话比以前多。“ 我给你讲个事吧,你可从中悟出好些道理,”谭兵说:“还是说说今天我从新源回那拉堤路上的事。当时,我刚下长途车走了不远,就看到咱们汽车营拉油的车。问正在用心擦车的司机:上山吗?司机连头也没抬:你是咱们168团的吧?我说是,你能带我去那拉堤吗?司机说:车擦完了,你跟我走吧。我就把背包绑在车厢边的护栏上,提着包要上车。司机说:慢!他把擦车的线团放在车头上,拉开门,收起驾驶室座位上铺着的块黄毛巾说: 我们司机经常在车上睡。 显然,他是怕我弄胜了他的毛巾。车开了,司机见我是个干部,是往隧道去的,就说:隧道的兵真苦,你们这些当干部的要体贴兵们。我不吭声。兵就说:咱们在天山的兵,哪有社会地位!山上的人脸黑得不愿下山。下了山就成了关注的焦点,被人家看猩猩似的。比如我,开个车,算是牛的吧,也受气,也让人瞧不起。昨天我从昌吉刚出来,就有一个年轻女孩儿招手要搭车。连里规定不准搭地方女的,怕影响军车形象。这女的胆大得很,见我的车不减速,几步跑到路中央,吓得我一身汗。我把车停了,车声叫得地都震了。她拉门上车。我说不是我不想拉你,是部队不准拉人。我们团里的李参谋带着墨镜,就在沿路转,抓住谁谁都别再想摸方向盘。女孩还是要上车。我一看停车的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让她上车了。我告诉她:我让你趴下,你就趴在座位下,别让李参谋看到了。那女孩像是没听见似的。我把车一开。她嘴里的话比车轱镜还快:黑不面秋的,毛病还多。 我从侧面一看,她骄傲的像个巴音布鲁克的白天鹅。我正找词哩,她冷不丁又冒出一句:一看你这样就是天山深处修路的。我气不打处来,立即把车停下,说:我就是个修路的大兵,大兵今天犯脾气,不拉你,下车吧。那女孩把车门一拉开,跳下车,传上一句话:你那脸像一年没洗过似的,脏的起皮了,还像一只翅着尾咯咯哒的大公鸡。我把车油门一踩,跑了。跑了一会,一想,大热的天,又是在戈壁滩上的公路上,那女的可别出事啊,这么想又把车倒回那女的站着的地:你上车吧。我要不穿这身军装,绝不倒车回来:我要不是当兵,也不会被你讥笑。女的上了车,始终不说句话。我在心里想,我脸黑,当兵前可不是这样的。十五岁读初二,好几个女生给我写条,即使在新兵连,军训得惨兮兮的,挑汽车兵也把我作为形象好的选上了。不就是在天上拉了几年油,早餐,晚餐,有时车堵在便道上,被冰冻被雪照,才弄得惨不忍睹吗?我黑,也没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人联合国呀。那女的还是懒得看我,我想:好吧,你这样,好办。我把车加快,几百公里也没停车,那位女天鹅想方便,又不好意思讲。车到目的地,就看见她往厕所方向跑。”

谭兵把故事讲完,两人都笑了。

笑完后,谭兵说:

“当兵的,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是高大的,这种高大,代表健康、英勇、刚毅、正直、美丽、向上等等。这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是个大的概念,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浓缩的军人的魂。如果具体到一个个体,往往有很大的差异。毕竟,当兵的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要生活,甚至是付出之后应有的尊重。因此,就形成一种难以描述的理想与现实中的认知问题。像咱们天山玉希莫勒盖的兵,由于玉希莫勒盖的特殊性,连队在这里生活,当然还有工作的生命体产生了不同于一般的生命体循环过程中的物质。其特殊的形成和创造过程,可以毫不夺张地讲,是生命之歌中的最强音,是人及自然这个生物链对本身的挑战,是蓬勃生命朝阳向上的动力,即我们168团团长说的军劲。然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创造者在创造过程中的个性的张扬和升华,也是一种艰难的长期付出的过程,其中也有徘徊,痛苦退缩甚至逃离,这就要求社会从欣赏的角度,耐心地而不是烦躁的、全面地而不是从一时一事的、客观地而不是苛求的评价或接受那些只有经过深深思索或体验才能领会对一个时期的文化或理念有所影响的东西,这其实也是学问也是大学问。”

李望清不得不刮目相看谭兵了:

“你讲的,是我们玉希莫勒盖人、也是我的困感啊。”李望清发出感慨。

“望清,我在北京想你说的困感的问题。想了许久许久了。如今,我们既然知道了产生困感的原因,就必然要有解决困感的办法,这个问题,我们在一线带兵的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推托,是没有出息的表现。”谭兵说:“早些时候,我听人说,王建平副团长当连长时,同战土打篮球,赤膊上阵,把连队带得呱呱叫。其中的奥妙恐怕不仅仅是个赤膊上阵的问题。”

李望清把头上的皮帽拿下来,同安全帽一同提在手上。风把头吹,冷冷的。他又把皮帽戴上,正好在冰槽转弯时碰到了送王建平到工地的车,司机说:

“左团长也在工地,要不要坐我的车去啊。”

李望清说:“一会到了,不用送了。”

车过了,李望清接着讲:

“谭兵,你刚才讲的很好。但是我们这些在基层的干部,遇到的有些问题很具体,解决起来不仅反复,见解越深,越棘手。比如老兵探亲,来回就那么几十天,回去见父母兄弟姐妹是真,找对象结婚也是重要的事。可现实中,哪有大姑娘专门等着你的,所以,当兵在探亲过程中,高兴的,不高兴的,对象搞成了没搞成的,甚至结了婚同妻子小住十天半月回来了的,反应在部队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有问题,处理起来,都要有方法,弄得不好,一塌糊涂。”李望清说。

“我做过调查,第一次回去探亲的老兵,几乎百分之百都涉及到了找对象的事,回部队后相当长时间,老兵们关注的家事还真是恋爱婚姻问题,我们排六班长程田,就是同三班长任少辉一同人伍的那个大个子,以前表现多棒,上个月探亲回来,一下子蔫了,问什么也不吱声,反正蔫了。像我们从事隧道掘进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班就是个战斗集体,班长撂挑子,影响十来八个人。我去找程田。程田唉声叹气,问急了,就只有一句话:当兵六年了,入不了党,也提不了干,连找媳妇都成了问题,有什么意思呢?我最近一直担心程田,可不能因个人婚姻恋爱的事导致工作时精力不集中,施工过程中的问题出不起。”

“那你还真别急,明儿,我找找任少辉,让他找程田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再做工作。”谭兵建议。

“也只能这样了。我最近多盯盯六班就是了。”李望清和谭兵到了隧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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